一部乡土文艺电影，按惯例最多几百万票房，如今《隐入尘烟》却大有破亿势头，这很难不让人想起前段时间「二舅」的爆火。

底层苦难叙事的再度爆火，无疑反映出中产消费者精神层面的某种流变。

往前几年，「底层」在舆论中还是面目可鄙的，大众热烈讨论「穷人思维」的弊处，乐于观赏《欢乐颂》这类将阶级和智识挂钩的社会童话。

而近几年种种事情，成功艰难，资本敌视，既然到不了去处，便惦念起来处。于是为之平反，与其共情，乡土的坚毅故事开始具有抚慰城市心灵的力量。

这当然是有好处的，例如使得《隐入尘烟》这类展现底层的影像，终于得以传播。

就像导演说的：

「我们有5亿农村人口，但在全国8万块荧幕上，却太少看到他们的形象和生活。」

在充斥中产景观的影视圈子里，它却切实走近土地和麦子，在「真实即是抹黑」的个别论调下，它却坦白展现困境和悲苦。

让不可见之人可见，替社会失声之人发声，自然是这部电影的某种本心。

但令人忧虑的是，在情节塑造和舆论交互中，它是否彻底完成了此种本心？

《隐入尘烟》作为一个社会契机，是好的，也是可以更好的。它的矛盾在于，它所拍的人群，恰是最不可能看到这部电影的人群。

而看到这部电影的城市受众，也只从中解读出苦难和爱情，前者是精神鸡汤，后者是小资共鸣，这并不值得过度谴责，只是可惜人们没看到真正隐入尘烟的东西。

豆瓣最热短评「曹桂英常有，马有铁不常有」，揭示出了某种创作性虚假。

片中用「道德完人」的艺术形象，消弭了过多激烈的现实冲突——家庭暴力、城乡矛盾、心理问题、医疗养老，甚至死亡都是一瓶「不给人添麻烦」的农药。

一部乡土人看不到的乡土片，在让城市群体产生关怀的责任前提下，是否应当更真实，更残酷，乃至更伤筋动骨，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电影对结构性问题的浅尝辄止，也注定观众更加难以把它看作，一部具有普遍性和根本性的乡土电影，而只是一个农村背景的爱情悲剧故事

——正如抖音发起的情侣「小麦花印记挑战」和无数自我陶醉式影评。

这类廉价的共情表达，显然正如斯皮瓦克《底层人能说话吗》所控诉的：

真正的底层失语，而且以一种被规训的、中产自以为的形象出现在主流视野。

从前对底层的鄙夷也好，当下对底层的共情也好，都不应当成为以「我」为主体的、对底层人民的文化消费行为。

乡土的影像表达，是珍贵的。而作为观众，我们应当珍视这种珍贵。

去尽可能克制肤浅的悲剧式审美，去尽可能看到，那些「隐入尘烟」的失语底层，和他们除了一段悲情故事之外，更想讲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