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月25日，公安部小礼堂里座无虚席，因为这一天是“两案”公审宣判的日子，对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的审判即将尘埃落定。

最终的判决结果由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宣读，在文革中作恶多端的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0名主犯，按照犯罪情节的严重程度，认罪态度的好坏，分别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

其中对“四人帮”一伙的量刑比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成员要重，江青和张春桥被判处死缓，王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姚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且都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主要是考虑到“四人帮”的社会危害性更大，且在革命年代无资历和战功，没有酌情从宽的理由。


宣读判决结果时，第一个念到的名字就是江青，当听到她被判处死刑后，还没听清后面缓期两年执行的字眼，她就在法庭上大喊大叫起来，随即她被荷枪实弹的法警强制押解了下去。

宣判全部结束以后，其他的所有主犯们也被逐一押解了下去，从此他们如一缕历史的烟尘，彻底消隐在了世人的视线之外。

至此，这场持续了三个多月的漫长公审，终于在国内外舆论的关注下落下了帷幕，此前社会上曾传得沸沸扬扬的“杀江青”的流言，最终没有成为现实。这也是中央综合考虑文革特殊的历史背景以及国内外的政治影响后，作出的审慎决策。


实践已经证明，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不杀的结果符合现代文明的司法原则，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团结和长治久安。而这场载入共和国史册的世纪大审判，标志着文革“无法无天”的时代宣告终结，社会法治建设进入了全新的纪元。

那么，在这场公开审判过后，“四人帮”的成员们又有着哪些不为不知的经历？他们最终的人生结局又是怎样的？从他们的命运浮沉中，后人又能得到哪些历史的启示和思索？

两次保外就医的江青




公审结束后，江青被送回秦城监狱继续关押，自1976年10月被隔离审查后，她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秦城监狱位于北京昌平的东北郊，是一座专门关押政治犯和经济犯的监狱，它的内部又分为东西两院，其中东院是与外界完全封闭的，江青就在东院服刑。

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监狱方面还是给予江青很多的照顾，她住的是一个大套间，有卧室和单独的卫生间。

除了固定的放风时间外，平时她可以在监室里看书读报，有时还能听一听广播，活动较一般的犯人自由一些。

按照监狱的规定，服刑的犯人必须从事指定的体力劳动，江青也不例外。不过考虑到她年龄和身体的原因，监狱只给她安排了做布娃娃玩偶的轻体力活。

入狱服刑开始的几个月，江青的情绪一直比较稳定，也比较配合劳动改造。据监狱的管理人员回忆，她三天就能做出一个布娃娃，而且样子很好看。

很多时候，她会一边缝布娃娃，一边哼着曲子，有时还会和女看守聊天。


1983年1月，江青的两年缓刑期已满，依照法律规定转为了无期徒刑。

1984年5月，鉴于江青的身体健康状况，中央决定允许她保外就医，此后她被定期到复兴医院、公安医院、301医院治疗喉癌和其他疾病。

除了治病以外，江青在这段时间还阅读了大量的书籍。

1988年12月，江青因提出的要求未获批准，当天晚上她将平时攒下的50片安眠药一次性地吞下，幸好被看守及时发现后送到医院抢救脱险。


1989年3月，江青结束了保外就医，重新回到了秦城监狱服刑，但此时她的身体正每况愈下。在一次例行检查中，医生发现她喉部的癌细胞已经逐步扩散，建议她切除部分咽喉，遭到了她的拒绝，理由是切了咽喉就不能说话了。

当年11月，中央批准江青再次保外就医，她被安置在北京酒仙桥附近的一栋二层小楼里，并且安排一位女护士照顾她的生活起居，此后江青开始接受治疗。

1991年3月，江青因高烧不退被送进了公安医院，高烧退了以后，她被转移到隔离病房继续接受治疗，期间医生再次建议她做咽喉切除手术，但依旧被她拒绝了。

5月14日凌晨3时左右，江青用几个手帕结成一个绳套，套在了浴盆上方的铁架上，随后她将头伸了进去，并一脚踢开了脚下垫着的被子和枕头……

过了半小时，护士查房时发现了浴室里的江青，随后值班医生第一时间赶来进行急救，但已经太晚了。

1991年6月4日，江青自缢身亡后近一个月，新华社公布了江青的死讯。她的遗体已于十多天前在八宝山火化，火化时使用的是“李梓”这一化名，这也是江青一生中使用的最后一个化名。

至死沉默的张春桥






张春桥在“四人帮”中有着军师之称，笔杆子出身的他有一定的理论水平，但同时城府又极深，他在庭审期间的表现更是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开庭前，特别法庭按规定程序向每名被告人送达了起诉书，其他被告人都在起诉书上签了字，只有张春桥始终拒绝签字。


庭审时，张春桥穿着一件破旧的棉袄，胡子不刮，领口不扣，完全是一副邋里邋遢的形象。与此同时，他从头至尾都一言不发，甚至长时间紧闭双目，企图用这种方式抗拒正义的审判。

鉴于他这种恶劣的态度，法庭在量刑的时候采取了从严的标准，最终他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张春桥服刑的地点同样在秦城监狱，但和江青不在一个监区，对于他在服刑期间的情况，可见的公开报道并不多。

按照常理来说，张春桥在监狱的待遇应该和“四人帮”其他成员差不多。

大约到了1994年左右，有国外媒体报道称张春桥在狱中病亡，但实际上他的身体很健康，一直在正常服刑，外交部为此专门在记者会上澄清了此事。

1996年，张春桥被保外就医，此时他已经年届八旬。保外就医后，张春桥被安置在江阴隐居，家人可以定期探望。

张春桥和妻子文静共育有四个子女，其中三个女儿一个儿子。


他们唯一的儿子名叫张旗，他出生于1959年，后来考上了长春大学，毕业后曾担任长春市革委会宣传组副组长。后来受到父亲问题的影响，他被撤职审查，最终证实他没有什么问题，此后他一直在长春工作和生活，如今已经退休。

张春桥的大女儿名叫张维维，曾先后在上海仪表厂和航天研究所工作，她的丈夫是一名普通工人。

二女儿名叫张海娃，她早年曾参军入伍，后来转业到一家企业直至退休。

小女儿名叫张薇薇，她曾经当过兵，还在复旦大学深造过，如今也已退休。

由于特殊的身份，张春桥的子女后代们都在生活中都显得十分低调。

张春桥的性格特征决定了他的心理承受能力要比“四人帮”其他成员强，他一直活到了89岁，于2005年4月病亡，成为“四人帮”中活得最长寿的人。

不久后，新华社发布了一条简短的新闻，称在文革中犯下严重罪行的反革命集团主犯张春桥已经病亡。


看到这个新闻时，一些上了岁数的人又回想起了那一段特殊的历史，而很多年轻人对张春桥这个名字已经感到很陌生。

沉默，似乎是张春桥后半生的代名词。庭审时他保持沉默，服刑期间他保持沉默，晚年保外就医后他同样还是沉默，曾以文笔著称的他甚至连只言片语的手稿都没有留下，至于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已经成了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谜团。

郁郁而终的王洪文



王洪文在“四人帮”中的职务最高，但年纪最轻，资历最浅，大多数时候他实际上还是听命于江青和张春桥，因此他没有被定为反革命集团的首要分子。

庭审时，王洪文的认罪态度比较好，几乎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不仅如实交代了自己所犯的罪行，还对其他人进行了检举和揭发，在做最后陈述的时候，他表示了忏悔，希望接受劳动改造。

正是考虑到以上这些因素，特别法庭在量刑的时候判得比江、张二人要轻一些，最终他被判处无期徒刑。


王洪文在秦城监狱服刑期间，同样住的是单人套间，每天可以看书读报，每个星期可以看一次电视。他的伙食标准也很高，鸡蛋、牛奶、水果定期供应。

尽管监狱给他提供了不错的待遇，但王洪文还是整天长吁短叹，愁眉不展，他很少主动与别人交流，经常一个人坐着发呆，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王洪文入狱时只有四十来岁，无论是政治阅历还是心理素质，他都比不上“四人帮”的其他成员，从中央副主席到阶下囚这样巨大的角色落差，显然让他一时难以接受，因此他有这种表现并不奇怪。

为了能让王洪文安心改造，监狱管理人员经常和他谈心，希望他能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但收效并不是很大。

不久后，王洪文接到了一个噩耗，他远在长春老家的母亲因病去世了，他的母亲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得知儿子被捕后，她感到如雷轰顶，很快就撒手人寰。

王洪文是一个孝子，母亲的突然去世对他是一个沉重的精神打击，从此他更加地郁郁寡欢，身体也很快地垮了下去。


当时，王洪文和吴法宪、邱会作、迟群等人在同一个监区服刑，监狱将他们组成了一个学习小组，经常一起劳动和学习。

1991年，王洪文在例行体检中又被查出患有严重的肝病，不久后又转成了肝癌，中央特批他可在狱外就医。

此后，王洪文先后在公安医院、复兴医院住院治疗，医生按照指示尽全力对他进行了救治，但最终仍然是无力回天。

1992年5月，王洪文病亡，终年58岁，成为“四人帮”中第二个去世的人。他的骨灰火化后，由家属前往北京领回，但此后一直没有选择墓地安葬。

王洪文共有兄弟姊妹五人，他是家里的老大，下面还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分别是王洪武、王洪双、王洪全、王桂兰。

其中二弟王洪全早年当过兵，后来转业到了西安的一家兵工厂工作，其他人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一直生活在长春乡下。他们都没有沾过大哥什么光，因此王洪文出事后也没有受到什么牵连。

王洪文的妻子名叫崔根娣，和王洪文曾同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工作，当时她是厂里的保育员，王洪文则是保卫干事。

和出身贫苦的王洪文一样，崔根娣也是一个苦命人，她从小就无父无母，被好心人收养长大，她的性格敦厚善良。

1958年，他们经人介绍后结婚，婚后育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他们分别是王亚民、王亚军和王亚萍。

王洪文调到北京后，崔根娣仍然在上海的国棉厂上班，同时承担着照顾子女的责任，恪守着一个家庭妇女的本分。

王洪文被捕前，或许就已预感到日后的命运，他为此打算和妻子离婚，还在信中对妻子感叹道：“在我们老家有一句话，叫做宁跟要饭的娘，不跟做官的爹，搞不好哪一天我这顶乌纱帽就没了。”


但婚还没有离成，王洪文就被隔离审查，此后崔根娣厂里的领导三番五次找她谈话，劝她和丈夫划清界限。

出人意料的是，这名柔弱的女子展现了她的坚强，她拒绝和丈夫离婚，决定用自己的肩膀撑起这个风雨飘摇的家。

之后的时间里，崔根娣含辛茹苦地把儿女抚养成人，还带着儿女定期到监狱探望丈夫。每到农忙时节，她还会不顾长途跋涉的辛苦，从上海赶到丈夫的老家，帮助他的弟弟妹妹们干农活。

王洪文的子女长大后，对母亲都很孝顺，他们凭借自身的努力，逐渐摆脱了曾经的阴影，在各自的行业里取得了成功。

曾有一些国家向王洪文的女儿王亚萍发出邀请，希望她到国外定居或投资，并承诺给她丰厚的回报，但都被王亚萍拒绝了，因为她是一个中国人，热爱自己的国家，永远不会背叛祖国和人民。

十几岁就参军入伍的王洪文，先后经历了多次人生角色的变化，在文革中靠造反起家并一度大红大紫的他，最终受到了党纪国法的严肃惩处。

与妻合葬的姚文元






姚文元受审时，一直在自己的胸前别着一支钢笔，他似乎在用这种方式保持知识分子的形象，但实际上他的角色更类似于古代的“刀笔吏”，正是他的一篇文章拉开了文革的序幕，他也因此平步青云。

尽管姚文元在法庭上一味地狡辩，避重就轻，百般抵赖自己的罪行，但最终他获刑有期徒刑二十年，是“四人帮”中判刑最轻的，这主要是考虑到他的级别最低，且很多时候他都只负责具体执行。

姚文元服刑期间，重拾了自己的老本行，他阅读了大量哲学类的中外著作，还写了很多专业性很强的学术论文，当然它们都不可能被公开发表。


除此之外，姚文元还很关心国家大事，有一次他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大意是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地方吃饭也像过去那么节约了。他心想这样下去可不行啊，得有个办法限制一下。

于是，姚文元写了一篇关于节约粮食的建议报告，希望看守能够转交给上级。不料看守却当着他的面将报告撕得粉碎，还对他怒斥道：“现在不是你们为非作歹的时候了，别异想天开了！”

姚文元听了这句话，半天没有回过神来。

1996年，姚文元的二十年刑期已满，经上级批准后，他被正式释放。

随后，他在亲戚的陪同下走出监狱，来到了北京火车站买票前往上海。看着车水马龙的北京街头，他感觉恍若隔世，不由得感叹道：“唉！这真是十年一梦啊！”

在车站排队买票的人群中，他把头上的帽子压得低低的，生怕别人认出他来。


到上海后，姚文元的四个女儿前来接站，他的妻子金英已于一个月前因病去世，遗憾地没能等到团圆的时刻。

与女儿们短暂地团聚后，姚文元被安排前往浙江湖州隐居，在那里他有独立的住所，家人每年可探望一次。

从此，姚文元彻底销声匿迹，过着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没有人知道他的晚年究竟是怎样度过的。

曾有传闻称姚文元晚年写了一部回忆录，希望能结集出版但未获批准。

2005年12月，姚文元病亡，终年74岁，他是“四人帮”最后去世的人。新华社为此发布了一条简讯，但并未引起太大的关注，或许他早已被人们淡忘。

姚文元去世后，他的骨灰被家人带回上海与妻子合葬，但墓碑上没有他的名字，只刻着他写的一首悼念亡妻的诗词。

结语

以上就是“四人帮”成员们最后的人生结局，他们的境遇各不相同，却又殊途同归，因为历史早已将他们盖棺定论。

时代的潮流浩浩荡荡，粉碎“四人帮”并通过公开审判将他们的罪行公之于众，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必将永远载入共和国的史册，永远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永远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如果继续让“四人帮”横行的话，必将成为中国进步发展的桎梏，人民当家做主的局面也会不复存在。

而研究“四人帮”的历史，解读他们的人生历程，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那段历史，做到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个人结语:历史属于胜利的人！
李唐抹黑隋杨
朱明抹黑大元！
清朝又抹黑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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