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的俄罗斯，若不想照本宣科，教师正成为一件越来越危险的职业。

日前，华盛顿邮报刊发了一则消息---《俄罗斯学生正在举报那些不支持战争的教师》，一些教师正因为与政府不同的观点，遭到学生举报。

前不久，俄罗斯西部一名学生问自己的教师尹琳娜，为什么一个欧洲体育比赛禁止他们参加？伊琳娜未假思索便生气地说：“只要俄罗斯不以文明的方式行事，这种情况就会永远持续下去。”

伊琳娜说，她自己赞同欧洲的禁令，俄罗斯“想去基辅，想推翻泽连斯基和政府。这是一个主权国家和主权政府。”

这个学生不赞同她的说法，两个人发生了争吵。伊琳娜没有想到的是，学生把师生之间的争论录了下来，交给警察部门。而警察部门根据一项禁止有关军队虚假信息的新国家法律，于3月30日对她展开刑事调查。

这篇报道称，最近，除了伊琳娜一样，还有多名俄罗斯教师遭到调查和惩处。

在太平洋沿岸的萨哈林岛，一名叫玛丽娜·杜布罗娃的老师在课后的讨论中，指出这场战争是一个错误。学生把对话的录音送到警察那里。在审讯中，马丽娜为自己辩解说---

我们国家的总统只是一个人，和其他人一样，他可以犯错。而且我认为这个决定是错误的。有人告诉我，作为一名教师，我不能对学生说这种话。但我不同意，教师是一个人文的职业，首先是教人们听取不同的意见，根据不同的观点形成立场。这真的是一件坏事吗？

俄罗斯总统普鲸鼓励学生的这种“勇敢”行为，称赞俄罗斯人有能力识别“人渣和叛徒 ”，并“像苍蝇一样把他们吐出来”。他在3月16日的电视讲话中说：“我相信，这种自然和必要的社会自我清洗只会加强我们的国家。”

据俄罗斯《新报》报道，加里宁格勒地区政府向当地居民发送短信，敦促他们举报破坏“特别军事行动”的“挑衅者和诈骗者”，而一连串的活动家、记者和反对派发现他们的前门上被涂上了“叛徒”一词和骂人的涂鸦。

俄罗斯对告密行为的倡导和鼓励，很容易让人想起几十年前的苏联时期。

那是一个告密盛行、人人自危的时代。一个人因为不小心说出的一句话，就会在社会上悄然消失----被送到了古拉格劳改营，或者直接枪毙。

有一部电影《东方西方》借着主人公的口，讲述了那个时代的恐怖：“妈妈常说，每个外人都是告密者。我们害怕邻居，尤其害怕警察。”“有时候，大人要说些事情，然后会告诉我们‘隔墙有耳’，或是‘管好你的舌头’。他们有时候说的话，甚至不想让孩子们听到。”

是啊，就连孩子也成了防范的对象。因为政府鼓励孩子揭发父母。



在前苏联，有一个叫帕夫利克的少年曾成为举国学习的榜样。这个15岁的少先队员向政府举报自己的父亲特罗菲姆•莫罗佐夫有同情富农的行为。1931年11月，对特罗菲姆的审判在学校进行。据报道，帕夫利克当众谴责父亲的罪行，并告诉法官：“他曾经是我的父亲，但我已不再认他为父亲。我这样做，不是作为谁的儿子，而是作为一名少先队员。”特罗菲姆被送去了劳改营，最终遭到枪决。

帕夫利克后来死在森林中。史学家奥兰多•费吉斯在《耳语者》一书中介绍了他的死因。由于帕夫利克举报父亲受到表彰，后来变得愈加敏感和大胆，接连举报周围村民隐藏谷物或者反对集体农庄，被当地人视为公害。

因为帕夫利克的死亡，他的祖父、祖母、堂弟和教父未经审判就被枪决。帕夫利克死后，成为一代人的英雄，高尔基呼吁为这位小烈士建造纪念碑，号召全体小学生学习这种大义灭亲的精神。


帕夫利克塑像
1991年，“告密小英雄”帕夫利克的铜像被拆除，它正式宣告了苏联告密时代的结束！

当今的俄罗斯，虽然还没有出现像帕夫利克那样举报自己的父亲的“小英雄”，但接二连三出现的举报老师的行为，也是极其危险的现象。

在某些国家，老师培养孩子们的独立精神，鼓励他们勇敢地质疑政府决策。而在俄罗斯这样国家，依照官方的宣传，认同国家的立场，才能成为一个好公民，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

容忍和听取不同意见，是衡量社会文明的基本标尺。当教师和记者都因为恐惧而不敢说真话，当一个国家只剩下一种声音，当孩子们从小就被灌输同一种意识形态，这个国家不是又回到那个噩梦一样的时代吗？

并不像普鲸所说的那样，这种“自我清洗”会让国家变得越来越强大。一件件鲜活的历史事实证明，对告密行为的骄纵会让人心变得越来越冷漠和险恶，会让一个国家最终失去信任，乃至于分崩离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