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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花雪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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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争议好大啊.....



今晚写最近争议很大的一部院线电影:

《逆行人生》



要聊这部电影,已经如何都绕不开电影之外更热闹的舆论了。

对于这部电影的评价,现在完全是对立的两种极端。一边是夸它写实,呈现底层生活;另一边完全相反,骂它避重就轻,富人演穷人,消费苦难。




而这部片特殊的地方就在于,这两种观点在电影里都是对的,而且就像一块硬币的正反面一样,两者合起来恰好指向一个事实——

电影它知道并且也让观众知道了“房间里的大象”,但却没有(也无法)呈现与直面那头“大象”,最终的结局,也没办法质疑观众觉得你是消费苦难。

所以,我们也很难用简单的好坏来界定这件事情本身,比起用好片或烂片这类绝对的标签来定义这部电影,这次我们反倒觉得,用“完成的”和“没完成的”来讨论它会显得更加合适。

就先聊电影“完成的”那一部分。

在讨论之前,需要弄懂一个前提,《逆行人生》不是单纯在讲外卖员如何,程序员如何,而是关于大厂程序员被优化改行送外卖的故事。两者有本质上的区别,前者关于个体,而后者指向阶层,指向社会。

这个前提之所以重要,是它在文本上由点及面地映射了不少社会现实。

比较直接的是在叙事上涉及一种身份对调。借用男主高志垒由大厂高P向外卖员的身份转变,再通过他的视点,带出两种不同职业之间的悬殊,说得更准确些,就是社会对于脑力类技术行业与体力类服务行业的区别对待,基于三六九等的行业歧视。



比如顾客和外卖员发生冲突时,总会用“活该一辈子送外卖”来骂人;还有电影里类似于猎头的那个角色,故意挑衅男主要是找不到工作就去跑网约车,送外卖。

再比如,男主回原公司送外卖,窘迫逃走后,老同事们以一副吃瓜的状态,议论和调侃着他的新身份。除了外卖员群体,里面其他角色,几乎都戴着有色眼镜在看待“外卖员”这层皮囊,这份职业,这个标签。



另外是在电影前半段,它不是在呈现大厂程序员被优化改行送外卖的结果,而是在寻找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它将原因前置,让我们去看一种阶层滑落的现实,以及中产阶级在当下社会的脆弱性。

男主和处于社会中间位置的大多数人一样,努力读书,上了名牌大学,毕业后进大厂,继续努力工作,供房贷养家,每天的日常是按时挤上地铁,然后加班加点,日复一日。

他很努力,但努力越来越无法成为一个社会对个体的托底物了。

失业是突然性的,也许就发生于你在吸烟室点燃下一根香烟的瞬间。失业也不需要理由,就是按照算法计算出你的未来贡献价值,与公司利益的匹配程度。

所以,“逆行”放在故事前半部分来讲,还真不是什么鸡汤,就是与顺行相反,是由上至下的跌落,是一夜之间的彻底摧毁。



而且它在借此批判算法,以及某些“反人性”的存在。

比如包括男主在内的裁员名单,就是依靠算法规划出来的结果。外卖行业内部不断加紧的竞争现状,也是因为内部算法在推算,划分和分配。

还有男主因为低血糖晕倒,醒来后的第一件事也是按要求完成微笑计划,却怎么也验证不了,而导致封号。算法,既是狼多肉少的结果,也是狼多肉少的原因。



但到了电影后半段,前文提及的那个前提,里面的核心概念就被更换掉了,那些与“阶层”“社会”相关的,被模糊;而原本与此无关的“个体”,却被归结为决定性因素。

这样一来,就又重新回到对“房间里的大象”保持沉默的状态,这也就是电影“没完成的”那一部分。


还是一点一点来聊。

浅显些的,是填充电影架构的很多情节都像是算法推荐的热点新闻集锦。比如大厂裁员,P2P暴雷,还有不让外卖员走正门进商场等等,呈片段式地组合在一起。



这个问题也表现在对其中几个外卖员人物的特写上。

比如老抠拼命挣钱是为了给自己患白血病的孩子治病;大黑因为之前的意外,从此拒绝接受转单,挣钱为朋友凑学费;还有大山边直播边网恋;晓敏带娃送外卖,也都是攫取过来的片段集合,缺乏完整的支线头尾,而成为仅用于服务“揭晓时刻”的强设定。



而且,电影在人物塑造上也显得偏颇。

整个片子的所有人物都像是从各个热点新闻,短视频里拿来的,真实是真实的毕竟都能在新闻里找到原型,但能上新闻意味着极端,所有人人物不管是苦还是坏,都走的是极端,反而导致了虚假。

这部片像是一部用大数据算法的方式写了一个剧本,为了去批评算法。

比如中心角色高志垒,被堆砌了各种障碍和苦难,反而显得过于用力和刻意。


他既面对着因失业而无法偿还各种贷款,无法支付各种费用的生活压力,又有因失业因做外卖员而被父亲责骂的家庭压力。

他得顶着名牌大学的自尊,忍受顾客的挑衅以及各种无理要求,还得承受意外失灵的刹车,意外发生的车祸。



而除了外卖员和男主家人之外的大部分角色,又特别面目可憎。

比如和男主有过接触的几名顾客,在一个外卖员犯错的时候,要么是命令式地要求他扔垃圾,要么是用差评作为要挟,逼迫他道歉,保安甚至故意刁难。

再比如大厂里的HR,冷脸且近乎带着恶意地通知男主被裁掉的消息,且因男主提出劳动仲裁而随即爆发冲突。

这种放大“个体的坏”的写法,让“个体的坏”成了原因,成为矛盾,而背后更核心的社会矛盾,却被隐藏起来。



这样避重就轻的问题,也同样体现在电影对于困境和矛盾的解决方面。

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单王”大黑,也就是大家口中的“卷王”。

他其实是行业竞争下的一个结果,一种产物。疯狂跑单,不按点吃饭,熟悉各种路线,并且自制了一本路线手册,不会与人共享。当他的“卷”成为一套标准,不断拔高群体的工作上限,就成了同群体所针对的矛头。



但电影对于这个困境的解决,既显得随意,也与前半部分的表达割裂开来。

具体的解决方式,也就是几个外卖员结伴找到大黑想要和解,大黑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选择了和解,放下自私,献出私藏的路线本,所有外卖员为此宝典蜂拥向前。

此时,电影以一种讴歌个体奋斗的激情和亢奋,强调个体力争上游的紧迫,而与此同时,藏在背后的制度性、系统性问题也就被一笔勾销了。



另一个是男主的困境破解。

当他成为外卖员之后,好几次因为这份工作的苦难和磨砺而要选择放弃时,都是要么迫于经济压力,要么是因为无需过多解释的爱与陪伴,而选择努力与坚持,以此服务后半部分要表达的个体精神。



甚至是最后吊诡的收尾,男主因研发外卖路线软件而被高层发现,预示他有可能重新返回原有阶层的结局。

这处包饺子结局的确是对个体奋斗的成功学回应,但放在整部电影里,却和前半部分的批评和质疑相互割裂,原本所批评的等级,次序,结构性问题,又成了它要维护的对象。

当然,写下这些不是要去质疑或者批评所谓的奋斗精神,也不是一定要在“内卷”和“躺平”之间挑个立场,站个队。无论是“卷”或“躺”,都不过是被裹挟下的个体选择。

真正的问题,并不是这样或那样的选择,而是我们在因为不同选择而针锋相对时,那头“大象”就看着你我,从它身前,绕行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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