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南华早报》报导称，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去年，中国贷款机构向非洲国家发放了自新冠疫情之前以来最大的贷款额度。
然而，根据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编制的数据，虽然46.1亿美元的贷款额是2019年以来的最高值，但仍只是中国政府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初期向非洲国家提供巨额贷款的一小部分。该中心更新的“中国对非洲贷款数据库”显示，2013年至2018年期间，每年的累计承诺额超过100亿美元。去年的贷款提供给了八个非洲国家：安哥拉、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埃及、厄立特里亚、马达加斯加、尼日利亚和乌干达。
中国贷款机构还通过非洲进出口银行和非洲金融公司等多边平台向非洲提供融资，主要用于中小企业和贸易融资相关用途。贷款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在非洲的融资活动在经历了多年的低迷后开始复苏，也可能表明中国正在修订“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计划。
最新的贷款数据于周四公布，此时距离下周在北京举行的第九届中非合作论坛（FOCAC）还有几天时间。中方历来在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上作出巨额资金承诺，为港口、铁路、电站大坝和高速公路等非洲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
8月2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回复非洲50国学者来信时，呼吁他们为“全球南方”和中非合作提供更多“智力支持”。他强调说，“中国和非洲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形势，中国和非洲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要加强团结合作”。
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的数据还显示了一个新趋势：中国贷款机构通过非洲的多边金融机构进行转贷。去年，超过一半的贷款总额——25.9亿美元——提供给了非洲的多边银行以及埃及的国有银行。相比之下，该数据库显示，2000年至2022年间，中国对非洲的贷款中只有不到6%流向了非洲大陆的金融部门。这项研究称，“中国贷款机构对非洲金融机构的关注很可能是一种风险缓解策略，以避免受到非洲国家债务挑战的影响”。
该研究报告的合著者之一、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数据分析师恩格尔（Lucas Engel）说，通过非洲中介金融机构输送资金，“中国可以与信用评级高的实体接触，同时将‘挑选赢家’的工作外包给对非洲市场有更深入了解的行为体”。
去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向三家非洲地区借款人和埃及国民银行（一家开发银行）提供了两笔总价值7亿美元的贷款，用于向中小型企业提供转贷；还提供了两笔总价值9 亿美元的贷款，用于贸易融资。这项研究报告称，埃及央行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获得了额外的70亿元人民币（约合9.88 亿美元）贷款，用于流动性支持。该研究称，2000年至2023年间，中国贷款机构共向49个非洲国家政府和7个地区借款人发放了1306笔贷款，总额达1822.8亿美元。
安哥拉仍是中国贷款的首选非洲国家，共获得460.5亿美元，其次是埃塞俄比亚、埃及、尼日利亚、肯尼亚、赞比亚、南非、苏丹、加纳和喀麦隆。这10个国家的贷款额占中国贷款机构在上述年份所承诺贷款总额的68%。在此期间，中国贷款主要投向非洲的能源行业，共获得627.2亿美元，其次是交通、信息和通信技术以及金融行业。
2000年至2023年数据库显示，在能源贷款中断两年后，中国贷款机构去年向非洲三个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了总价值5.0198亿美元的贷款。该研究称，这些贷款规模相对较小，符合中国最近在支持具有环境和社会效益的项目时转向“小即是美”的做法。
研究人员写道，“对这些项目的支持也进一步证明，中国打算兑现习近平2021年的承诺，即停止资助国外新建燃煤电厂，转而加大对可再生能源项目的资助”。恩格尔说，虽然很难预测本周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上的承诺款额，但“可以肯定的是，与早期的中非合作论坛相比，承诺款额将更加多样化，涵盖更多的合作领域”。
恩格尔表示：“这些数据表明，随着中国努力应对国内经济挑战，非洲也在与债务作斗争，中国正在寻找新的途径与非洲建立更可持续的经济联系，而不仅仅是为基础设施提供贷款。中国也越来越意识到非洲对中非贸易逆差、中国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实践以及气候变化的担忧”。
但恩格尔指出，在涉及作为“一带一路”早期特征的大额基础设施项目时，中方似乎更不情愿。恩格尔分析称：“数据显示，如果这些项目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而且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合作伙伴正在施加政治压力，中国会支持这些项目。尽管如此，随着大流行病之前的项目管道逐渐清空，我们不太可能看到更多由中国出资的大型项目”。
恩格尔说，考虑到非洲的债务问题、中国国内的经济问题以及中国贷款机构日益增长的风险规避意识，“我们不太可能再看到像‘一带一路’初期那样每年超过100亿美元的承诺额”。不过，他指出，2023年的数据表明，北京决心保持与非洲的经济联系，并正在尝试各种战略，以使这些联系更具可持续性和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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