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出版了一本书，题目叫《风险社会》。他的“风险社会”理论主要就是在这本书中提出来的。之后他还写了一系列相关的著作。
可以说贝克是研究风险社会的非常重要的一位学者。人们一讲到风险社会的时候，都会提起贝克这个人。而贝克是一位社会学家，他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关注环境与生态、现代化、全球化这样的进程对风险社会形成的影响。
要理解“风险社会”这个概念，首先应当弄清楚这里所说的“风险”究竟是指什么。
为什么人类生活了这么长的时间，而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才开始出现系统的“风险理论”？我们知道只要有人类社会，甚至只要有自然界，其实就会有风险。雷电是不是一种风险？是风险。飓风是不是一种风险？是风险。地震是不是风险？是风险。但是这里所说的风险社会的风险指的不是这些。因为这那些风险都是外在于我们人类的，都是在那儿客观而自然的存在着。
而风险社会的风险是指和我们人类的行为有关的，或者说是人类的决策和行为的后果造成的。这样的风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就像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说的“有目的之行动的非预期后果”。也就是说，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肯定有我们的目的，但是在做的时候可能产生多方面的后果。在这些后果中，有的是你预料到的，有的是你没有预料到的，风险就是由这样的一些后果造成的，尤其是由那些你没有预料到的后果造成的。
这个问题在现代的背景下就显得越来越突出。随着文明的进化，人类认识自然和社会的能力在增强，人类干预自然和社会能力在提高，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但这个过程，也会助长人类的自负与狂妄。其结果是，人类往往忽略了我们所做事情形成的后果是长链条的。我们可以知道其第一步、第二步的后果，但是第三步、第四步……往后的后果往往是超乎我们的预料和想象的。而在我们预料之外的那些长链条效果，往往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风险。
就在贝克的《风险社会》出版的同一年，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的时间是1986年4月26号。事后有人计算灾难所释放出的辐射线，相当于二战期间在广岛爆炸的原子弹的400倍以上。这次事故造成了大量人员的伤亡，同时造成了大约2000亿美元的损失。而这个事故所造成的长远影响可能很难用数字去计算，包括其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对当地居民健康和生命的危害。
一些不太认真的人，把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作为贝克写《风险社会》的背景，其实这是不对的。这本书的出版和核事故的发生是在同一年。但我们完全可以把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当作诠释“风险社会”的一个生动案例。实际上，在今天，随着科技的发展，这种风险是越来越明显的。
科技进步给人类社会带来的风险，这只是一个方面。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另外的一些方面。比如在现代化、全球化的背景下，整个世界正在成为有机的整体。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部位、局部的变动都有可能产生全局性的影响。而在这些影响中，有的其实是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比如人们经常讲的“蝴蝶效应”，指的就是在一个有机的整体内部，局部微小的变化就能带来整个系统的、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在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的雨林中，一只蝴蝶偶尔扇动了几下翅膀，就有可能在两周之后，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引起一场龙卷风。
这种长链条因果引发的蝴蝶效应，往往会以一种超乎想象的指数效应呈现出来。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当时罗马俱乐部发布了一个报告叫《增长的极限》，这个报告讲到了当灾难以指数增长的方式来临的时候，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可能在很长的时间里，你对即将到来的危险都浑然不觉。而当你意识到了，要采取措施的时候已经晚了。
书中打了一个比方，比如说在池塘里有一朵睡莲，睡莲以每天增长一倍的速度增长着，到了第三十天的时候，它会覆盖住整个池塘，闷死这个池塘中所有的植物。你可以想象，如果每天增长一倍，到第二十九天的时候你能看到什么呢？这个睡莲还只覆盖了池塘的一半，你觉得还有一半是没问题的，你还是对即将到来的风险浑然不觉。你觉得问题还不大，还来得及。但是到最后一天，第三十天的时候，它一下子就覆盖了整个池塘。到这个时候你想采取挽救的措施已经来不及了。
这都告诉我们什么呢？在现代社会中，风险形成的机制，特别是由我们人类行为本身的后果所造成的风险形成的机制，和过去的时代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应该把风险作为当今世界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来对待，特别是要理解其中风险形成和治理的机制。
在贝克出版《风险社会》这本书两年之后，他又出版了一本书叫《解毒剂》。这本书虽然没有前一本书那么有名，但是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概念叫“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他用这样一个概念进一步说明现代社会风险形成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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