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一波经济增长是怎么起来的？一个基于底层逻辑的解释》中，我曾讨论了上一轮经济快速发展中的三个底层逻辑。其中，关于第二个我写道，当时对于国际形势有了一个新的定调：

世界大战是有可能避免的，争取持久和平是可能的。这个判断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长达几十年的和平红利，就是中国能够一心一意搞经济解决民生问题的关键性条件。
这个事情太重要了。可以说，没有这样的一个新的定调，后来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来的超高速发展，根本无从谈起。最近读了何方先生的《亲历中国外交政策的历史转折》访谈录，对这个新定调的过程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非常有意思。下面是其中的一些细节：

我们通常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始于1978年，也正是从那时起，中国步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实际上，那是一个逐步的过程。何方先生讲到，在1979年ZY战争之后，邓小平跑了一些地方，心情很沉重。他说，现在我们农民生活一个人一年平均一两百块钱，不像话。全国吃饱饭的人不多。

这种状况是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背景。

但当时有一个问题，就是对国际环境的判断。当时的主导性判断主要是两个，一是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二是苏修亡我之心不死。这个判断的结果当然是还得准备打仗。而最基本的战略就是联美反苏。何方先生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工作的重点已转移到经济建设，但对国际形势的估量却还是老办法。

但实际上，当时邓小平的心里也在嘀咕。所以他说，战争不可避免，但可以推迟。一开始，他说推迟5年时间总可以吧，争取推迟10年时间，20年。到后来，他自己也反问，20年之后就会打仗吗？这说明，这个新的定调，包括在邓小平在内，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

好在当时思想解放已经蔚然成风，讨论的氛围是很浓厚的。于是很多人开始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需要对外交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据何方先生介绍，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宦乡就曾以个人名义上书中央，提出国际形势正在趋向缓和，苏联也不一定有亡我之心不死的意思。时任中联部常务副部长李一氓的报告也提出，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战争不但有可能避免，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打不起来。

正是在这样的一种讨论的氛围中，上层的思路进一步明确。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说，战争危险，从毛主席那个时候讲起，讲了好多年了。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又讲了好久。现在我们应该真正冷静地做出新的判断。这个判断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就是我们能够安心地搞建设，把我们的重点转到建设上来。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还能够安心地搞建设？

最终，十二大报告提出了“战争可以避免”的重要判断。

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来说，这个转变，这个新的定调实在是太重要了。何方先生说，1985年出现全球化这个名词，我们从80年代后半期开始，积极参加到全球化里面，中国成了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